1月13日，郑州“房妹”之父翟振峰被依法批捕了。从去年12月起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的“房妹”案第一季，似乎正在落下帷幕。

    但随着郑州市纪委的相关调查结论陆续面世，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：翟振峰一家曾拥有31套房产，其妻名下的公司曾违规“释放”27套经济适用房房源，而“包揽”翟家20套房产的兰亭名苑小区，正是翟振峰家庭出资以其妹夫的名义与他人合伙开发的。

    藏在“房妹”案背后的，是挥之不去的“家族式贪腐”阴影。

    “中国有句俗语叫‘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’，‘为家人牟利’既是某些官员腐败的基本动机之一，也是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的表现。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说，“全家腐”在涉案金额和查处难度上，都比“一人腐”大，困局似乎更加难解。

    反腐考卷上，“反家族式腐败”一题该如何落笔？

    “房妹”举报人：一开始就知道全家涉腐

    翟振峰事件的一路发展，超出了不少人的想象。

    “一个‘90后’女孩怎么可能有上千万资产？”这是“房妹”事件的实名举报人赵某，12月26日在微博上发出的最初质疑。而随着官方调查的步步深入，不仅“房妹”之父、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被迫进入聚光灯下，其亲属也相继“中枪”。

    截至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稿，据初步统计，至少有7名翟家亲属被举报涉嫌参与违规牟利。

    媒体报道显示，“房妹”一家四口均曾持双户口，现有房产24套(部分为老家自建房，无房产证——记者注)。

    “房妹”翟家慧本人的一个户口在上海市松江区，一个户口在河南省项城市。经郑州市二七区纪检委、规划、房管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6日公布，“房妹”实际拥有房产7套。

    “房妹”之父翟振峰、之母李淑萍和之弟翟政宏，除了郑州市二七区的户口外，也皆把“第二户口”落在项城。据同一调查组初查结论，李淑萍名下单独拥有房产4套，翟政宏名下单独拥有房产10套，李淑萍和翟政宏共有房产1套。翟振峰本人名下无房产。

    尽管未经确证，但“靠户口信息来隐匿自己的财产和房产”，成为多数人对翟家“双户口”的动机推断。

 纪委调查还表明，公司也是翟家亲属借以违规牟利的工具。

    据郑州市纪委翟振峰专案组披露，二七区房管局两名工作人员，曾违规通过翟妻李淑萍的河南一通房地产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一通公司”)取得了27套经适房房源，非法获利至少16万元。举报人赵某还称，翟振峰的妻弟王伟斌至少持有一通公司50%股份，该公司还借开发经适房小区之机，涉嫌倒卖308套经适房。

    河南兰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兰亭公司”)据报道也是“翟家天下”。其中，翟振峰的妹夫冯松伟占股80%，弟弟翟振营占股20%。

    而两公司“做大”的过程中，不断有翟振峰的身影。媒体报道显示，2003年，郑州市房管局给二七区房管局下达了6万平方米的建设项目，项目最终落入了兰亭公司手中。2004年，翟振锋又将另一经适房项目争取到了兰亭公司名下，此即为兰亭名苑。2009年，一通公司又拿到了南溪苑经适房项目，仅一期建筑面积就达10万平方米，目前还在建设中。

    “政府部门三令五申，亲属不能在官员辖区内开公司，翟拿的项目都在二七区，都是由他的亲属来操作。”“房妹”举报人赵某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。

    他表示，举报“房妹”只是一个突破口，“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翟家都参与其中，翟振峰才是主角。”

    “一窝蛀虫”胃口更大，查处更难

    “围观‘房妹’案让人觉得，中国还处在关系社会。每个人都恨腐败，但又享受‘关系’带来的好处。我们信奉‘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’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‘全家腐’。”在微博上，有网民这样评论。

    在专家眼中，“全家腐”的危害性更大，也更加隐蔽难查。

   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邵道生的定义，家族式腐败，指的是身居要职的官员，其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、社会财富的行为。

    “就是所谓的‘好处均沾’。”任建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“腐败的动机一般是攫取财富，而此类官员不仅为自己，也为其家庭攫取不义之财。另一方面，行贿者可能‘绕过’官员本人，而向他身边的人施展‘公关’，久而久之，家庭成员自然卷入到腐败当中。”

    记者梳理近年来的反腐成果后发现，腐败场上“全家齐上阵”的现象，并非“房妹”案所独有。

    比如，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曾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；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曾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的公司牟利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曾纵容妻儿借“顾问费”、“分红”等名义，收取某制药公司财物292万元；河南省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秦某因贪腐被判死缓，其妻、儿、女婿等9人，也先后因涉嫌贪污、受贿、窝赃等罪行，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……

    2011年6月，有北京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，根据《检察日报》官方网站正义网公布的贪官档案数据，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已达到81%。

    “官员以为这是在给家人‘谋好处’，实际是害了家人。因为家族式腐败属于群体犯案，只是成员限于家庭内部而已。”中央党校教授、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。

    任建明提示，“一窝蛀虫”的贪腐“胃口”往往更大。

    “试想，如果没有家人‘协助’，翟振峰一人肯定不敢登记31套房。”他说，家族式腐败的一大“功效”，就是分散风险，同时，也令个别官员贪腐的胆子越来越大。“以社会关系为中心的贪腐网，衍生出去就呈辐射状，有扩散效应。”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肖云忠教授也表示，在贪腐规模上和金额上，“一窝蛀虫”多超过“一只蛀虫”。